如果你喜欢诗,懂得寂静与孤独之美,也热爱那无限繁衍、无限变化的意象。那你一定知道德里克·沃尔科特,一定知道他的《在绿夜里》,知道1992年被瑞典文学院授予诺贝尔文学奖的诗集《西印度群岛》,和他获得英国艾略特奖的封笔作《白鹭》。

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他的向荷马致敬的作品《奥麦罗斯》。这是一部现代人的史诗巨构,被公认为沃尔科特最重要的作品之一,对沃尔科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被称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诗歌之一”。

诗人以加勒比海为轴,纵贯美洲、非洲和欧洲,以当代为坐标,上下五百年,在空间和历史中自由穿梭,把殖民历史、个人记忆、希腊神话、现实政治、加勒比海地区的生活经验交织为一体,用多元声音和多重线索的后现代手法,在魔幻色彩、厚重历史和后殖民语境之间形成了广阔的诗意空间,是一个蒙太奇一般眩目的文本。《奥麦罗斯》涉及真实的历史,也是内在流亡者的痛苦所塑造的心灵史诗,它更让我们认识到,所有这一切都关乎我们自身。

▲德里克·沃尔科特

《奥麦罗斯》

[圣卢西亚] 德里克·沃尔科特著

杨铁军译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18年10月

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史诗《奥麦罗斯》

杨铁军/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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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对沃尔科特来说是个特殊的年份,对他影响甚大的母亲于这一年去世,他文学生涯的巅峰之作《奥麦罗斯》也出版于这一年。《奥麦罗斯》是一本现代意义上的史诗,甫一出版便获得批评界强烈的反响,很大程度上帮助沃尔科特赢得了199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是他一生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

但《奥麦罗斯》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从他19岁出版的长篇叙事诗《青年墓志铭:诗章12篇》对乔伊斯的《尤利西斯》的借鉴,到后来的自传体长诗《别有一生》(1973),500多行的自传体长诗《飞行号纵帆船》(1979)等,沃尔科特一直都在发展、锻炼他在《奥麦罗斯》才登峰造极的一种缩小版的奥德赛:一个反叛的本地身份的流浪者。

“奥麦罗斯”是现代希腊语“荷马”的意思(见第二章第三节对奥麦罗斯的音节剖析),顾名思义,本书和荷马史诗有着紧密的联系。《奥麦罗斯》一书在情节上是一个双层结构,下层“基础”是沃尔科特歌颂的对象,如加勒比海地区的黑人渔民、女佣、养猪人等,上层“建筑”则是荷马史诗,包括《伊利亚特》和《奥德赛》。前者是实写,后者是象征。两者之间的关系既是平行的,又通过天气、风景、故事等不同层面时刻进行着象征和意义的相互交融。很明显,这种对应结构的灵感,来源于伟大的现代主义代表作,乔伊斯的《尤利西斯》。沃尔科特在本书的第三十九章有专门一节叙述他和乔伊斯的“魂灵”在爱尔兰的酒吧里见面。

《奥麦罗斯》有四条主线,《伊利亚特》的影响主要在第一条主线,即关于两个加勒比海渔民,黑奴后代阿喀琉和赫克托,争夺美丽的女佣海伦的故事。在荷马史诗中,希腊联军的阿喀琉斯杀死了特洛伊的赫克托,但两人并非争夺海伦的直接竞争对手。在《奥麦罗斯》中,和希腊英雄同名的阿喀琉并没有被射中脚踵,赫克托也并非死于战场,而是死于车祸。但是对海伦的争夺是两部史诗共同的主题,也是所有情节推进的原动力。

圣卢西亚的别名叫做“西印度群岛的海伦”,从17世纪开始到近代,英国和法国为了控制圣卢西亚,曾经爆发多次战争,圣卢西亚在这两个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十二度易手。英国和法国的生死之争,类似于希腊联军和特洛伊的战争,起因也都在于“海伦”。所以,诗中对海伦的争夺获得了更大的历史背景和象征意义。

这些相似性或对应关系似是而非,似非而是,与其说是作者有意而为的复杂精妙的设计,不如说是一种戏剧灵感的爆发,或者是一种信手拈来的必然和巧合的结晶体,因为所有的巧合汇集起来,便形成了本书庄严的戏剧性的必然。在第五十六章里,荷马来到了现代,问作者你们是否还在以美的名义为了一个女人打仗。沃尔科特回答,对民族的爱才更伟大,这构成了对全书建构在以海伦之美为主题的基础的反思。

第二条主线是关于英国二战退休军官普朗科特和妻子在圣卢西亚的退休生涯。普朗科特沉醉于历史,想给圣卢西亚写一部历史,给海伦正名。因为他没有子嗣,所以他从18世纪的历史中找到一个同名的人作为自己的儿子,给家族编制年谱。诗中以18世纪的普朗科特海军准尉为引子,描画、勾勒了一场波澜壮阔的英法大海战。这条线其实暗合于奥德赛在海上的流亡。普朗科特和妻子有隔阂,所以整天在历史中徜徉,好像迷路的奥德修斯,而妻子则像佩涅罗珀,她主要的活动就是编织一条丝被——虽然没有像佩涅罗珀织了拆拆了织,却也似乎永远都织不完,在孤独的精神世界里等待普朗科特的回归——虽然并没有一众追求者围在她身边。

第三条线是关于作者本人的旅程,他从加勒比海一路来到欧洲的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起源国),再到英国(殖民主义达到巅峰的国家)、爱尔兰(曾为殖民地)、威尼斯、伊斯坦布尔等地,其中这些一度辉煌的殖民帝国,现在都沉浸在落日的余辉之中,最后作者回到北美洲的波士顿,他婚姻失败的地方,继而往西,沿着印第安人的血泪之路,一直到了达科他大平原,看到美国殖民者对印第安人的屠杀,最后返回加勒比海参加赫克托葬礼。在书的末尾,作者终于认识到把历史强加于加勒比海和海伦的谬误,从而把大海还给大海,把历史还给历史,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救赎,这也大致相当于奥德修斯流浪的旅程最后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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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第一条主线主要是以《伊利亚特》为映射结构,那么第二、三条主线则是以《奥德赛》为映射结构。其实,在第一条主线从圣卢西亚充分展开之后,作者让阿喀琉从梦中返回500多年前的非洲,追溯自己的本源,已经开始了对奥德赛的映射。但这个惊人的奥德赛并无法改变祖先的被贩运为黑奴的命运,相反,作为现代人的阿喀琉在自己的族人之地却感到格格不入。这个梦幻中的奥德赛改变了史诗的走向,以此开始了作者去北美和欧洲的对意义的追寻之旅。

贯穿始终的另一条主线则是菲洛可提提的伤口。菲洛可提提的伤口在脚踝,是被一个生锈的锚擦破的,无法治愈,发出恶臭;荷马史诗中的同名人物也是因为同一个部位的伤口被希腊联军放弃,而他的痊愈,成为希腊联军致胜的关键;正如《奥麦罗斯》中,菲洛可提提的治愈,似乎让所有的矛盾得到了解决,象征了某种意义上的救赎。整本书开始于菲洛可提提的伤痛,结束于他伤口的愈合,以及一个民族屈辱之痛的解决,是一个把所有情节串联起来的线索。

每一条主线都不是单纯的线性发展,而是空间和时间互相穿插的蒙太奇。时间上,前一章我们还在当代的圣卢西亚,下一章就出现在18世纪的荷兰军港,英法大海战的战场,或者是500年前的贩奴贸易开始阶段的非洲,19世纪美国殖民者屠杀印第安人的被白雪覆盖的现场。在空间上,除了从加勒比海到欧洲和美洲的旅行,作者不时诉诸一个空间上的“对跖点”概念(见第三十七章),比如大西洋对岸同一纬度的城市的关系(里斯本和西班牙港);从象征意义上说,对跖点好像一个X形可以翻转的沙漏。在时间上,作者也不时寻找互为象征的对跖点,比如双头的一月,因为一月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双头神,同时可以望见去年和今年。沃尔科特对这些对跖关系非常着迷,把象征的维度扩展到了时间或空间的剪切应力之中,也深入到了裹挟着繁多的器物、词语、现实和神话人物的血管里,反复呼应,不断强化,回旋往复如洋洋大海之层波叠浪。

除了荷马史诗,《奥麦罗斯》的很多情节和西方诸多史诗也有一些或明或暗的“对跖”关系。比如,《奥麦罗斯》中作者“父亲”对沃尔科特的引导,很容易对应于《神曲》中维吉尔和但丁的关系。而迷惘的作者渴望得到父亲的教诲,岂非现代版的忒勒玛科斯?另外,儿子(沃尔科特)在恍惚中或梦中和父亲相见,并听取父亲的建议,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埃涅阿斯纪》里埃涅阿斯和父亲在地狱里的会面,以及父亲给埃涅阿斯的预言。荷马在本书中以一个水手和盲人的形象出现,引导诗人穿过硫磺泉,看到在地狱火坑里挣扎的各种人物,则完全是从《神曲》中拿来的炼狱景象。盲人“七个海洋”是与瞎子歌手荷马对跖的可以相互替换的另一极。这种和经典的对跖关系在诗中大量存在,体现了作者对西方典籍的熟悉程度。他对西方典籍驾轻就熟的引用是如此华丽,就好像一位随手挥洒的画家,千万个笔触中,每一个笔触都可以映照出或塞尚或毕加索或梵高或莫奈的影子,而所有这些强力笔触结合起来,却毫无违和之感。

这种影响的多元性和复杂性,似乎完全没有在沃尔科特的身上激起任何“焦虑”。事实上,著名的美国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一方面推崇沃尔科特,另一方面又曾批评过他对西方同行和前辈比如哈特·克兰等人的模仿。我觉得布鲁姆的批评令人难以置信,因为,对布鲁姆来说,一个西方的诗人可以对前辈进行创造性的“误读”,为什么沃尔科特的“误读”就是拙劣的呢?难道因为沃尔科特不是白人,没有合法继承西方文化的权利?布鲁姆的批评在此不无自相矛盾的地方,一方面把“误读”解释为必然、必须的文学创造力,另一方面却把传统之外的“误读”想当然地当作了一厢情愿的模仿,而不是对文学疆域的拓展。

沃尔科特对西方经典的熟悉,远远超过大多数西方人,他在诸多先辈文学大师的雕像下闲庭信步,自在闲逸,就好像漫步在自家后院,完全没有任何焦虑。这个可能超出了布鲁姆的思考范围。沃尔科特从中心的边缘进入了中心,这不是一件容易被“中心”接受的事。布罗茨基说,长期以来,英语文学很难接受这样一个异类,因为沃尔科特这个“外来者”写出了更伟大的英语文学。布罗茨基认为,帝国溃散了,支撑帝国的往往是边缘省份对帝国文化的偏执守护。沃尔科特执教的美国学院里,英语文学的中心在各种“后”主义的解构下轰然倒塌,大家全都戴着显微镜解析权力关系,沃尔科特却能满腔热情地从事一个加勒比海身份认同的构建,这个真是历史和命运的双重嘲弄。

沃尔科特的对跖点偏移,也许就是一种带有他个人风格的“误读”吧。这种对跖关系,不光是和文学经典的关系,仅就作品内部而言,也存在大量诸如此类的情节上的对跖关系,比如,阿喀琉在500年前的非洲的情节中,有盲人祭司(荷马)在巡视部落屠杀的场景,这个主题在后面的章节里再次出现:美国军队对印第安人进行大清洗之后,剩下威尔顿一个人,在战场上巡视周围广大平原上被雪覆盖的血腥。英国退役军官普朗科特焦虑于没有子嗣,所以在历史中找到一个同姓的军官,大量寻找他的资料,这个情节对跖呼应了书中作者作为儿子对父亲沃维克(特勒马科斯对奥德修斯、维吉尔对但丁)的追寻。菲洛可提提的伤口,对跖呼应了作者婚姻失败后的心理挫败感,所以菲洛可提提的痊愈,也意味着作者走出失败的阴影,得到心灵的安宁。

德里克·沃尔科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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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奥麦罗斯》得益于荷马史诗、《神曲》《埃涅阿斯纪》《尤利西斯》等西方经典史诗的结构性影响,沃尔科特本人并不喜欢人们过分强调这首诗的史诗特性。在不同的场合,他极力淡化史诗对这首诗的意义。比如,他说作者本人在文本中的大量介入,就不是史诗的做法。而且诗中的阿喀琉、赫克托、菲洛可提提,作为他歌颂的对象,虽然有着希腊英雄的名字,却不过是普普通通的加勒比海渔民,没有在战场上立下不朽的功勋。他在本书中还有访谈录中提到,自己并没有从头到尾看过荷马史诗。他想让读者忘掉史诗的抽象而关注诗的具体情境,也就是加勒比海人民的生存。他的写作意义,正如诗中他借父亲之口而言,就是为那些在码头背煤炭的黑人妇女代言:

跟着她们的脚步,那些惯于攀爬的先辈

缓慢的节奏;没有她们,就没有你的作品,

因为正是那些以倍数增加的脚步双行体,

给了你最初的韵律。看啊,她们在攀爬,

不为人知;她们凭力气挣来铜板,而你,

……

被那力量和美刺伤,即承担了相应的使命

他父亲最后说,“现在就是你的机会,给那些脚步一个声音”。让那些黑人妇女踩着的木梯逶迤蔓延,成为现代的英雄双行体。对这些被历史压迫牺牲的同胞的爱和歌颂,成为沃尔科特一以贯之的主题,并体现于许多作品之中,比如早些年那首著名的《世界之光》。

对这些被历史抹杀的劳工来说,沃尔科特的歌颂也许并不是必要的,但对于沃尔科特的良心来说,却是无法回避的,虽然他的身上不光流着黑人的血,也流着白人殖民者的血。沃尔科特的位置是一个微妙的刀锋,必须踩着血和泪才能达到自我的和解。对这样的情感来说,最重要的也许不是纵容放大,而是必须直面之,不能从中滋生道德的优越感。

我个人希望《奥麦罗斯》首先能被当作一首诗来读,虽然这首长诗、史诗的价值,如其他文学作品一样,不仅仅在于其文辞,还在于修辞所表达或象征的理想或现实,而且两者往往无法简单地切割。《奥麦罗斯》不是一部简单的单线条的作品,其复杂程度不是文化研究的解剖刀可以全部分解的,需要读者全身心投入、体验才能有所获得。